近现代民歌论略*

20世纪初，以醒民救国为目的，梁启超、李伯元、陈独秀等人在其主持的《新小说》《绣像小说》《安徽俗话报》上，相继开设“杂歌谣”“时调唱歌”等专栏，收集刊载民歌(拟民歌)；上海报人张丹斧与钱芥尘，更是创办杂志《灿花集》，专门刊登文人创作的以改良社会输灌文明为宗旨的时调俗曲。1910年代，知识分子倡议“到民间去”[1]15，北京大学成立歌谣征集处，开始在全国范围征集整理近世歌谣；1920年代，《歌谣周刊》创刊发行，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投身歌谣收集与研究工作，与此同时，民歌俗曲开始大规模介入民众生活，继北京打磨厂之后，上海各书局竞相编辑、出版民歌时调集。据笔者个人所见，1920年至1949年，30年间由上海出版的以“时调大观”“时调新曲”等为名的民歌集达100余种300多册(其中一种《时调大观》全套50册)，发行量无法统计，影响遍及全国城乡。有纲领有计划，有发起者的持续鼓吹和参与者的不懈努力，有新兴制作、传播手段(印刷技术与报刊发行网络)的加持，加上时代风气的交相作用，近现代民歌对现实社会的介入程度、对民众生活的影响以及取得的实际成绩，都远超此前各个时期，近现代民歌亦因此在民歌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。

一、近现代民歌的分期

学界通常所说的中国近现代，指鸦片战争爆发(1840)至1949年。结合此一阶段民歌发生发展的实际情况，笔者以为学术史概念的“近现代民歌”，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段落。

一是1840年至1900年。1840年，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。1842年，《南京条约》签订，后又陆续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。1900年，八国联军侵华。此一时期清王朝垂死挣扎，乱象频仍，民生多艰。国家不幸诗家幸，“诗家”此际有什么样的表现呢？典型者如同光体作家，仍是过多地纠缠于宗唐还是学宋；文学史的边缘人物如林寿图、吴观礼等，着意现实关切，《忆昔行》《馈粮叹》等作品，均有意向“三吏”“三别”靠拢，无奈成就影响有限；另有黄遵宪、梁启超、裘廷梁等人为了宣传维新、开发民智而推崇言文一致，倡兴白话。

这60年间民歌的表现，颇可一说。

有清一代，如前所说，民歌俗曲基本上是沿袭明代路径，傅惜华以为是“旧调之外，复出新声”[2]59。具体到1840年至1900年这一阶段，“新声”的表现之一，是内容上更加芜杂，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有；情趣上更加俚俗，甚至近于恶俗，如追求感官刺激的《十八摸》风行大江南北；形式上一方面遵守旧制，《银纽丝》《劈破玉》等继续流行，另一方面又加入了《绣荷包》《湘江浪》《叹十声》《剪剪花》《三十六码头》等新调新腔。由于社会环境发生变化，舆论钳制能力不若以前，加之印刷业发达，民间书坊蜂起，民歌俗曲传播流通便捷快速，此一时期民歌俗曲的影响也日益扩大，声势愈加骇人。同治七年(1868)江苏巡抚丁日昌查禁淫词小说，开列“小本淫词唱片目”竟达111条[3]147，同时期余治《得一录》卷十所列“各种小本淫亵摊头唱片名目单”[3]193中，《新满江红》《闹五更》《杨柳青》《新码头》《十二月花名》等，在扬州聚盛堂、鸿文堂曲本中，都可见到。《从良满江红》是《新满江红》的一种，其曲词是这样的：

小女子没奈何，逼得奴上了这条路，手拿一张伸冤状，泪汪汪跌跪在大老爷公堂。告的是卖媒婆，怨的是爹和娘，他不该暗暗起了这种坏良心，勒逼奴家去为娼。爱了人家银钱，把奴送在烟花巷。送进院时时刻刻叫奴学弹唱，大老爷，这一番言语对谁讲。奴只说输嘴不输身，父兄不得让，奴家过门朝打夕骂那得安，奴求大老爷代奴把冤伸。

这是控诉。但是看其大端，此一时期的民歌俗曲，还是主打艳情，类似于一种社会失范状态下的狂欢，只是晚唐诗如晚唐花，末世的狂欢，已经满浸着或隐或现的血泪。要而言之，此60年，可以看作是民歌由传统向近现代转型的准备与过渡期。

二是1900年代。此一阶段，民歌进入真正的转型期，即由“末世狂欢”转向关注现实社会。这种“转型”与“关注”是被时代风潮裹挟、由文人推动的结果，民歌的主体，仍是在城市乡村各个角落，继续“狂欢”。也就是说，“转型”“关注”，只是一种新生力量。代表人物与载体，有梁启超与《新小说》，李伯元与《绣像小说》，陈独秀与《安徽俗话报》，张丹斧、钱芥尘与《灿花集》，此外还有《中国白话报》《宁波白话报》，还有《学堂歌》《戒烟歌》等。《灿花集》编辑者在《发刊之趣意》中交代，编撰民歌俗曲的目的，是“以冀风俗之一改，人心之一悟”。梁启超在《新小说》中设立“杂歌谣”专栏、李伯元在《绣像小说》设立“时调唱歌”、陈独秀在《安徽俗话报》中设立“诗词”专栏刊载民歌、拟民歌的用意，均与此相似，都是为了补时艰、醒民心、匡国运。如《新小说》第1号中有《爱国歌四章》，其前两章云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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