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闽西苏区的客家妇女运动探析

1 闽西苏区形成之前的闽西客家妇女的生存状况

闽西是客家人的主要祖地和聚居地之一，全区百分之八九十是纯客家县，客家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大多数。闽西地处武夷山南麓，交通闭塞，经济落后。20世纪20年代初，很多地方生产技术还停留在原始的状态，与这种落后的经济、技术相联系的就是落后的的文化。当时闽西苏区的客家妇女同万千中国劳动妇女一样，处于极其低下与凄惨的地位。她们已完全成为双重的奴隶，任人欺凌与践踏。她们的命运，正如鲁迅先生小说中所描绘的祥林嫂那样，“屈辱地生，凄凉地死”。她们的婚姻状况也极不幸福，当时客家地区的“童养媳”“等郎妹”“押山娶妻”[1]等婚姻形式相当普遍。她们除了承担着沉重的家务劳动，族权、夫权、神权、政权这四大封建绳索如千斤铁链，牢牢地捆缚着客家妇女。客家妇女的这种生存状态，自宋元时期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。

2 闽西苏区党和苏维埃政府中妇女组织的建立

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妇女工作和妇女解放运动。在建党的初期，闽西共产党就发动了广泛的农村妇女运动，积极领导广大客家妇女投身革命斗争，并初步积累了农村妇女运动经验。在1928年发生的“闽西四大暴动”中，张溪兜、张龙地、郑玉华等几百名客家妇女积极参加暴动，她们和男战友并肩战斗，送弹药、送情报、送茶水、护理伤病员等。

1929年春，红四军进入闽西，开始了创建闽西苏区的伟大斗争。为了帮助闽西的劳苦大众特别是闽西的客家妇女们翻身解放，闽西党和苏维埃政府从男女平等、兴办女学、劳动、婚姻自由、参政等多方面采取措施，极力维护妇女的社会地位和人格尊严，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，影响极为深远，大大提高了苏区妇女的主观能动性。

1929年10月，上杭县成立苏维埃政府后，在县、区、乡均设有“妇女委员会”和办事机构。上杭县苏维埃政府的29名执委中，有5名妇女执委，区苏维埃和乡苏维埃也有一定比例的妇女委员。

1929年7月，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县蛟洋文昌阁胜利召开，大会总结过去妇女运动中的经验，充分肯定了闽西妇女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：①做侦探；②任交通；③做宣传工作；④参加斗争；⑤做士兵运动；⑥料理家务，代理为革命服务的丈夫；⑦守卫放哨；⑧煮茶饭；⑨运输；⑩能做男子能做到的一切工作[2]。大会通过了《关于妇女问题的决议案》，这是闽西妇女运动的一个纲领性文件。决议案确立了妇女运动的工作路线，制订了动员所有妇女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，领导妇女参加政治机关的妇女运动任务和各项具体方针政策。到1930年，闽西各县都成立了劳动妇女协会或者妇女联合总部。

1930年5月11日，闽西第一次各县妇女联席会在龙岩召开，这是闽西妇女运动的一个标志性事件。会议决定在苏维埃政府中设立妇女部，并决定召开下一级的妇委联席会，制订妇女工作具体计划，成立妇女慰劳队、运输队、交通队、看护队、宣传队，做红军的慰劳鼓动工作，以及妇女学文化、参政参战、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，募捐援助全国工农斗争等事项。

到1934年10月红军北上长征，闽西成立了比较健全的各级妇女组织：闽西特委、闽西苏维埃政府及所属县、区级党组织及苏维埃政府，都设有妇女运动委员会、妇女部或科。此间先后担任过各级妇女组织的领导人有54人，另外在共青团和工会组织里，也分别设有青妇部和女工部。

3 闽西苏区客家妇女运动的主要形式和内容

在历史上，客家妇女向来富有强烈的反抗精神。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，客家妇女浴血奋战，驰骋疆场。在土地革命时期，客家妇女的反抗精神依旧，而且闽西苏区的妇女组织的成立，使得她们的斗争舞台更广阔，斗争的方向更加明确，表现更为卓绝，在参军、支前、生产、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展示了她们的精神面貌，留下了一幅波澜壮阔、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[3]。

3.1 破除封建婚姻，实现婚姻自由

生活在封建宗法制度下的客家妇女同全国各地妇女一样，忍受着封建礼教的束缚，不论社会地位、经济能力和文化教育、婚姻家庭生活等方面都失去自主性。因此，破除封建的包办买卖婚姻制度，实现男女婚姻自由，是闽西客家妇女乃至全国妇女的心声。

1929年9月，上杭县第二届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了第十一条法案《婚姻法》，章程规定：“男女结婚，以双方同意为原则，不受任何人干涉，取消聘金及礼物”“夫妻间有一方患残疾癫狂疾病者，经调查实在，准予离婚；妇女如有受翁姑、丈夫压迫情况，经乡苏证实后，准予离婚”；“反动豪绅妻妾要求离婚者”，即行离婚。上杭县苏维埃的《婚姻法》成为闽西苏区通行的保护妇女婚姻自由的法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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